基于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邓小平在其生前“大胆”地提出了中国的基本国策,如果作一个简单粗略的概括的话,可以用以下三句他自己说过的话来表达:
在国内问题上,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
在国际问题上,韬光养晦,为国内的改革开放赢得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不能称霸,中国也没有称霸的本钱;
在台港澳问题上,坚持和平统一方针,“一国两制”50年不变,50年后更加不可能变。
上述这三条,放到当前焦躁纠结的国际国内和台港澳形势中去看,难道不是一点也没有过时,且仍然具有极其鲜明的针对性吗?
邓小平还曾一再强调,“改革”与“开放”是密不可分的。
今天那些对所谓“中国模式”自信满满的人士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急需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的缘故。对他们而言,“开放”的使命到现阶段已经完成。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响改革开放前奏
但邓小平绝不会这么认为。他清醒地认识到,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仅仅是最表面的东西。邓小平曾多次明确指出,中国要全方位地学习外来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模式,乃至整个制度体系。
至于中国学习的主要“老师”,邓小平也说得一点都不含糊,就是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对外开放,某种程度上为中国改革确立了一个坐标体系。它从另一个侧面使改革的目标更为清晰可辨:跟上并融入当今世界最先进文明的脚步。
我不认为,40年过后,上述这些教诲已经过时。
追问什么是改革开放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代伟人邓小平所留下的丰厚政治遗产中最重要的,毫无疑问就是改革开放本身。甚至可以说,这笔宝贵遗产中的其他部分,都是为服务于这个中心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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