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该如何纪念邓小平?（7）

像万里、习仲勋这样的政治“老人”，当年是改革开放的急先锋，后来又是改革开放的坚强“护法”。有他们在，极左路线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传人就不能轻易地出头逞狂，极左路线也就不能轻易回潮。

▲文革时期的孔子像

而随着这一代改革家的相继离世，中国迫切地需要有一大批人传承他们衣钵。然而，令人隐隐感觉到担忧的是，时间的推移似乎并不十分有利于维系这一改革“道统”。

在当代中国，直接受到过当年极左路线冲击、并深受其害、且记忆深刻的人，绝大多数已经退出各级工作岗位。而在各行各业位居支配地位的50后和60后一代，不管他们在青少年时代的遭遇多么千差万别，极左路线在他们身上打下的烙印是无可讳言的。

如果他们后来不注重学习反思，不在改革开放后主动接触来自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和来自海外的现代思想，他们便很容易凭着年轻时代在“暴风骤雨的社会大课堂”里被灌输的那套思维和行为方式，近乎本能地去对新时代的新问题作出危险的回应。

在另一方面，改革开放40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累积了庞大的既得利益。由于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层面改革的严重滞后和不匹配，社会远未形成对强势利益集团的充分制约，这导致了触目惊心的贫富分化、环境破坏和道德滑坡，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已经与40年前面目全非。

正如一批有识之士早就指出的，在当今中国，既得利益集团很有可能与怀有不满情绪的底层民众结成阻挠改革继续推进和深化的同盟，虽然两者的利益和出发点实际上是根本对立的。它的一些苗头，已经从一些事件中显露端倪。

真正有害和危险的，不是像我这样对改革开放之初的怀旧，而是那些因对现状不满而美化极左时代的前改革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