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之外无文明——“表意文字”是全人类的知识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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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无文明决定于是否创造或分享表意
为什么说“汉字之外无文明”？
答：唯有“表意”（表达概念）的汉字与“原生文明、原创知识”乃相辅相成；而其他任何一种语言文字，仅在其分享汉字概念（表意）之后，才有可能支持“文明”。
设计或相信象形文字匹配“文明”（古埃及等），不是低智脑残，便是欠缺思考。因为象形文字仅为文字雏形或部落图符，它所表达的只是个别事物、零星具象或静态感知，而非系统思想、推理过程和客观规律。一句话，象形文字远不足以支持文明！
就今天而言，大多数的方言都可以表达文艺、知识和学术等；而中文之外的世界各国的（官方）语言文字，则均由方言而来。
难道语言（方言）天生就禀赋“表意、写意”——通用性、哲理性和审美性吗？不是！例如，18世纪前的西方诸语言文字并不具有如此“两意三性”；甚至可以说，它们都是部落或教派工具，沟通不足，冲突有余。
发展型的文明和表意性的文字之全球展开，是最近几百年的事。（请读诸玄识的文章《西方文明诞生于18世纪：“中国化”的产物——儒家引导的欧洲启蒙运动》）
在此以前，中文之外的语言文字则都是方言土话，而与知识与文明皆无关。因此，从媒介工具上讲，古代和今天的泛西方“文明”都是使用汉字概念塑造或伪造的。
对于西方及现代的知识与文明来说，汉字“表意”既是媒介与媒质，又是基因与基础。例如，包括“古希腊”在内的西方哲学，最初（17-18世纪之交）是被用汉字概念构建的。正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所言：“在莱布尼茨的项目里，中文是理想的哲学语言，……汉字‘表意’起着西方哲学的基石的作用。”（请读诸玄识的文章《西方哲学及希腊哲学的中国源——莱布尼茨基于“汉字表意”的创学科》）
进而言之，虽然在今天，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包含“表意”，所有的官方语言都能表达“普遍通用概念”；可是，此当归功于古汉语这一原创的表意系统，在最近几百年的全球扩散。
试想一下，假如没有汉字，人类社会是怎样呢？
答：今天的世界——包括中国与西方——仍停滞在仓颉造字之前的状况！不是吗？倘若不存在汉字，人们就不能表达理性概念，不能进行知性思维；果真如此，也就不会有技术、知识、发展和文明。
图解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明——包括欧美及其“文明史”——是汉字概念“大爆炸”的结果，它构成了现代语言、知识和文明的基本元素。
（二）“雅俗之辨”与现代诸语言文字的内涵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不妨把汉语雅言、汉字表意和中文概念三者划上等号。除非创造或分享它，否则不能承载和承传知识与文明。
荀子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又曰：“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如何理解这两句话？君子用“雅言”——贯古今，通四方，它就是书面汉语（文言文）；而囿于地方的则为“俗语”——“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它就是方言土话。所谓的“越语”和“楚语”等古代中国的各地语言，都是“俗语”。
其实，除了汉语之外，几乎所有的现代各国的语言也都是“俗语”；只不过它们均在最近几百年里，已直接或间接地摄取了汉语“表意”（概念/雅言）而已。
《牛津辞书指南》（Oxford Handbook of Lexicography）写道：
（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威尔金斯（John Wilkins）的《关于“真正的字”与哲学语言的论文》（1668年）是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其目标乃任重道远，即开发出一种类似于中文的全新的概念表达系统，它可以在各种语言中确立标准词义。威尔金斯是众多的相关思想家之一（包括莱布尼茨、弗雷格和罗素），他们认为，像英语这样的自然语言（或表音文字）原本不胜任于表达科学概念；所以，他们希望获得较精确的思想媒介，以此来改进西方的语言文字。威尔金斯反对纯粹的字母书写系统，因为它所表达的，只是声音，而非概念；他热衷于建立一个独立于语音、而表达概念的书写系统，这要归功于中国表意文字。
重申一下，“雅言”即“表意”。中文在这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原创，而其他各国的语言文字则基本上都是在最近才有缘分享之。
西方是在17世纪末开始摄取它（从汉语“借取含义、借鉴定义”），详见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David Porter）著《表意文字：现代早期欧洲的汉语密码》一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大卫·波特断言西方的近代化即“中国化”（Sinicizing Early Modernity）。而艾田蒲（ReneEtiemble）则在广义上论证“中国之欧洲”。
“雅言”表达“普遍通用概念”，反映“人类共通认知”。因此，汉字是人类社会中的发明之最，也是所有其他发明之母。若非掌握和运用汉字“表意”（概念），则不可能拥有知识与文明。
再回到传统中国。君子用雅言，俗语限于地方。这种情况在几百年前还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在越南（安南）和韩国（朝鲜）等天朝藩属，与广东和云南等中国省份都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在村社、邻里和家庭的日常生活中，人们皆操“俗语”（方言）；而在学校教育、公共服务和政府部门等领域中，甚至在较大的商业贸易的场合，则都是用“雅言”（汉字和官话）。
虽然19-20世纪的中国遭受了列强和霸权的祸患，大雅式微，俗风僭越；中国诸邻也都改变了语言文字，即用它们的土语充当其国家官方语言（例如韩语、越南语和蒙古语。后两者则分别是法文和俄文字母拼写）；但是，如此语言文字也和西方的一样，都是借用和依靠汉字“表意”（概念），才勉强和暂时地充当其民族性、乃至国际性的相对通用的语言文字。
图解 现代世界的各种语言、百科知识和广泛交流的本质是汉字“表意”（雅言）
（三）表意文字的亘古稳定和它的根深叶茂
作为“雅言”的汉语最具文化底蕴。言以行立，行以文传，文以载道。《论语》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雅俗之辨”是汉语和其他语言的区别。汉语克服了所有其他语言的弊端——狭隘性、粗俗性、变异性；它差不多可以驾临于一切语言之上而会同之，犹如行驶在语言的浪海中的一艘船。《易经·同人卦》云：君子能通天下之志，类族辨物，同人于野，文明以健。
遥想往古，各地山川迥异，口语方言乃千差万别；而且历经无数变故，天灾人祸，沧海桑田。唯一能够以简统繁、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交流工具，那就是汉语（汉字）。
《易经·系词上》曰：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复杂深奥），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符号）。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历经变故），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既有了“以简统繁、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语言文字，也不可僵化或公式化；所以才会在千百年、千万里中，应变自如，游刃有余”。《易经·系词下》曰：“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借喻：不拘泥于公式或语法。
现代早期，上述的源于《易经》的知识系统和媒介工具均被西方所分享，而莱布尼茨在这方面的贡献则最为关键。欧美学者指出：
莱布尼茨是个狂热的中国学爱好者和伟大的思想综合者……。他探求全部的人类知识，并通过寻找通用字符和语言来完成这项任务。为此，他被《易经》所吸引。莱布尼茨正是从这部古代经典中，发现了关于神与创世的证据，包括二进位数学。〔美国宾州大学的Frank J. Swetz〕
因此，他认为《易经》可能包括“数字形而上学”。……但是，莱布尼茨要的不只是数学语言，更是通用语言。为了把表音字母变成“知性文字”，就必须使符号摄取思想的实质。……莱布尼茨指望从中国表意文字中获得符号标识，……而《易经》机制则提供了这样的钥匙。〔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Rossella Lupacchini〕
作为早期的普遍主义者，莱布尼茨希望能够构建基础数学和逻辑模式；他相信，中国经典对此已有初步表达，那就是反映《易经》阴阳原理的符号。莱布尼茨还认为，中文书写系统是表意的，是未来的通用语言和文字的理想选择；它不会受制于任何特定的语言，而是基于可被普遍共享的思想……。他主张，中国思想之融入欧洲，可以帮助确定一个理性模式；最终，汉字概念将成为实现全人类交流的重要工具。〔澳门大学的Hans-Georg Moeller〕
图解 西方的知识系统从何而来？古希腊？但实际上，它是来自莱布尼茨对源于《易经》的中国学术的加工。
（四）西方文字的国际通用性只是暂时现象
《礼记·中庸》云：“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古代中国就已实现。将来全世界也会如此。
最近五百年来的全球之“车同轨”——世界联通，实际上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劳苦功高的结果：技术发明、朝贡体系、陆海丝路、郑和远航……。只不过“功亏一篑、功败垂成”于中西之地理差异，即由中国科技传播所造成的新的“地缘政治”态势，那就是在16-20世纪，西方是“海洋捷径、顺水行舟”（侵占世界洲洋），中国是“海疆敞开，羊入虎口”（遭罹海洋暴力）。
历史上，基于河谷平原的华夏文明每前进一步，随着它的科技的传播，都会使越来越大的“天下”由静而动，而多半先是“妄动”——战争升级；技术不仅会装备蛮夷，而且还会提升后者的地理战略优势，例如胡骑胡患之“草原暴力”、西洋东洋之“海洋暴力”。这两个古今世界的战争源都是华夏所衍生的“文明的天敌”。今天自诩“文明极致”的美国则是最大的夷狄，也是“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最后障碍。中国把人类的善与恶都启动了起来，她不得不承受和“同化”遍天下的祸因乱源；在此过程中，方块字是中华文明能够颠扑不碎、迆逦绵亘的一个重要原因。
幸亏中国技术或发明的扩散，其余世界才可能出现“文明”和它的交流工具。在此之前的“泛西方”有文字与文明吗？它们都是西方人在16-19世纪间按照中国历史杜撰的！
中古后期，在欧洲～地中海地区的众多语言中，涌现出“权威性”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但两者都是宗教性的（教派行话），而与真实世界和现实人生皆无关。进而在15-16世纪，欧洲人依靠中国的四大发明（印刷和纸）锁定和规定“发音符号”（字母），而分别使希腊语和拉丁语有了“文字”；却因其语音和语义皆混乱，造成了普遍误解，而加剧宗教战争。
希腊语曾是犹太教徒使用的语言，原本与“古希腊”毫无关系；古希腊是原始部落和口语社会，而且19世纪以前的希腊地区也不叫这个名字。
中世纪欧洲是无文字的文化荒漠（cultural desert）。在中古与近代之交，拉丁语最终未能凭借神权而成为“通用语言”，反倒被各地口语方言所肢解，而衍生出多种多样的世俗性的语言文字，这主要是因为拉丁文不具有“雅言功能”（表达普遍通用概念，反映人类共通认知）。
现代阶段，因为有机会分享汉字“表意”（概念或雅言），多种欧洲的地方土话纷纷都晋升为民族性乃至世界性的“通用语言”（如英语和法语等）。但它们毕竟都是在客观上，幸遇“天时地利”而得天独厚，倚仗“海洋地缘”而宰制寰宇。它们真是优越，真能持续很久吗？这都是值得怀疑的。
中国文化及语言立足于“天下观”。中国古人主张：超越自我中心、族群观念，达到远近平等、天下感通，而不可强人所难、同而不和。管子曰：
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毋曰不同生，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
中国古人换位思考，通观全局；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内圣外王、王者无外。政治上的大一统、文化上的同心圆和语言上的方块字（一种超越和驾驭语言的交流工具），无不如此。
现代西方则是相反的：推行国家利益的政治，无论怎样吹嘘“普世价值”，也不可久远；即管子曰：“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同样，一种国族性、而非“天下性”的语言文字，无论怎样“世界通用”，也是暂时现象。
图解 目前按使用人口估算的世界前20大语言的排名：汉语、西班牙语、英语……。不久将来，中文不仅在“量”（人数）上、而且在“质”（表意）上乃压倒一切；相比之下，其他语言则越来越陷于形式与内容的矛盾，例如英语不堪于新词俱增，韩语则有许多表达障碍。
（五）中文起着古今文明的通用语言的作用
多位17世纪的欧洲学者主张，鉴于汉语是唯一的由“创世纪”传下来的“神性语言”，它应该成为世界通用语言的首选或典范。
澳大利亚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哈里森（Peter Harrison）写道：
“人类的原初语言被保存在地球的某个部分”这样一种可能性，激发了17世纪欧洲的想象力。有一个假设是：操此种古老语言的民族保存着人类先知的宗教、文化和科学。像我们所知道的，法国耶稣会士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即中国人已继承了完好无损的原初语言和宗教。……中国牵动了17世纪英国人的心灵，部分由于自然神（宋明理学），部分由于中国人的独特的书写方式。后者吸引了弗朗西斯·培根……。他注意到，……中国人写的是“真正的字”，其所表达的不是声音或土话，而是事物或概念；结果……各地区乃至国际间都能够通过一种超越语言的文字，达成彼此理解。培根很感兴趣这种“真正的字”，因为它是通用语言的关键，是促进知识传播的交流工具。
现代早期，以培根为代表的一批西方精英曾有如此共识，即汉语应该是全球通用的语言文字的模式，其理由似乎“荒诞不经”，那就是：在西方文化的源头《圣经》之伊甸园里，原本有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可以无限沟通的语言，却因人们妄造巴别塔（通天塔）而激怒上帝，遂被打乱口音，分散隔阂，彼此很难交流；相比之下，中文则是原创于巴别塔之前、而逃过此劫，“赫然贯古今，伟哉通遐迩”，所以它是一种与《圣经》的普世恩典相关的“神性语言”。
培根建议参考中国语言文字的模式，开发出一种新的通用语言（universal language）。他在其所著《学术的进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一书中指出：汉字所表达的不是声音和俗语，而是事物和概念；各地区、各国家间都可读懂其文字，而相互理解。（《剑桥哲学百科全书》）
迄今为止，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的语言文字有何特点？
它们是以其自身的语音和语法为形式，而以中文的语义和语境为内容。后者源于《易经》，盛行于中国及中华圈逾数千年，而在17-18世纪被西方所分享。尽管如此，内容与形式的分裂只是暂时现象，整个世界将会实现“书同文”。
到1980年代，即在“字母优越性”如日中天之际，美国语言学家德范克（John DeFrancis，1911-2009年）提出：“（应该）更多关注……如何开发出一种新的‘通用语言’或‘通用文字’，这是基于‘真正字符’；总的考虑是，它由对书面汉语的重要原则的改造而来；那就是，此种字符是表意、而非表音，一字指一事，具体或抽象。”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1901-1978）指出：
创建一种独立于世界任何语言的书面媒介，它依赖于高深哲学、复杂政治和科学交流所必需的概念。当然，我们已有许多这些半人工语言，像现在的阿拉伯数字系统，像在化学、物理学和工程学里的图表；但是，对于这种新型沟通形式来说，我们已有的最完整的模型，则是那独立于特定语言的古汉语……。
图解 古今世界的“知性交流”的本质是汉字“表意”，后者构成知识与文明的基本元素。西方仅在近现代被卷入文明之中，它的文字是以字母表音为形式，而以汉字表意为内容。
牛津大学出版社介绍尤金妮娅的书《中国品味与英语的主体性……》（2014年）称：（18世纪）“中国物质文化的概念浸淫于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决定着新认识论和主客关系，最终重新定义英语的意涵。”“……英语文学依靠中国概念而产生了它的‘自我模式’。”
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Eun K. Min教授的书《中国与英语文学的现代性》（2018年），称：“18世纪的英文和英语文学以及不列颠的‘现代性’，都是通过参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讨论来定义的。”“现代英语文学身份是被其他传统和历史——尤其是中国的——所塑造的。”
结束语
最初是怎样使不同口音和语言的人们，能够表达和理解相同的思想，从而可以进行既广泛又深刻的知识交流呢？幸亏先哲发明“普遍通用概念”，体现“人类共通认知”；它是对宇宙自然及万物众生的特性与共性，进行把握，这一伟大变革发端于《易经》。
远古先民与自然互动而“能动”，遂发生认知与交流之革命——从“日常、具体、局部”到“抽象、普遍、全面”；由是，知识、文明和发展以及表意文字皆应运而生，这就是神州华夏！在有限范围和缓慢扩大的国土环境中，一枝独秀的中华文明乃周期起伏，迤逦精进；终于打通了“全球天下”，而“从量变到质变”——在物质、知识、制度和媒介等方面发生“大爆炸”；亦即，其余世界均被卷入“文明”之中。（详见诸玄识的文章《发展的哲学：独一无二的原生文明的真历史与“大爆发”》）
当此之际，地处连接东、西半球的要冲的欧洲有缘成为首个受益者；但可悲的是，它也使“原罪、性恶”发生不可控的裂变。而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则从“善”的方面提及此事，他说：
“……中国，一个才华横溢的民族，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智慧；……中国古人发现了人类进步的秘密，并且使他们自己稳步地处于世界运动的顶端，……已经几千年了，然后停滞下来。……而欧洲，尽管有着高尚的历史和基督教信仰，则仍将成为另一个中国。……最终是迈向使所有人变得平等的中国理想。”
我们认为，西方的历史与神学则都是很晚基于中国元素（特别是汉字概念）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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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诸玄识原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