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教务长：过度养育的陷阱，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废物”

这本《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其作者来头不小——美国知名教育者、曾任斯坦福大学新生教务长10年、被称为美国“国宝”的朱莉?利思科特-海姆斯，透过与众多招生官、教育者、家长及学生的交流，并结合自己作为一位母亲的感悟，在书中为3-16岁孩子的父母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哲学。

她在TED上的相关演讲，也已冲破400万点击量（文末可观看），成为广大父母学习的对象。

这篇文章就节选自《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的其中一章“我们让自己备感压力”，朱莉在对斯坦福新生的观察中发现，大部分的孩子即使天资聪颖、学业有成，但都有一个“致命破绽”——不独立。

这或许是不少中产家庭父母无法避免的教育陷阱，即为了确保孩子的成功，而忍不住为他们铺路，撑起保护伞，最终造成“过度养育”。

而这造成的后果就很可能是，养育出一批批优秀而无灵魂的孩子，他们对自己真正的热爱倍感迷茫，只能走别人预设的道路。

这真的是我们乐于见到的“成功”吗？

— 以下为《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的书摘 —

过度养育不仅伤害孩子，也伤害我们自己。如今的父母担惊受怕甚至精疲力竭，他们感到焦虑、抑郁。

一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快乐，另一方面是焦虑和抑郁，心理学家所说的这种“养育悖论”是养育子女所致。 

当然，父母的喜悦无法具体衡量，但忧郁却是可以量化的：在美国的抑郁症患者中，父母的患病比例要比普通人高出两倍，美国大约有750万抑郁的父母。《儿童保健杂志》（Journal of Pediatric Health Care ）200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称，有1/3以上的女性在怀孕和抚养孩子期间呈现出抑郁症状。

2013年，《父母世界》（Parenting ）杂志发表的《阿普唑仑（Alprazolam）使我成为更好的妈妈》一文引起了轰动。在这篇文章中，多位家庭女性详细描述了导致她们需要这种药片的日常压力和恐惧情绪，有位批评者认为，心理诊断和药品行业把人类正常的伤感情绪变成了抑郁性障碍，我们并不需要药物来处理“养育的日常过山车”。我认识的很多父母都对这个说法感到愤慨。

"Alprazolam makes me a better mom"

这句话甚至被印上了T恤

我们承受着压力，这个情况孩子们看在眼里。研究员埃伦·加林斯基（Ellen Galinsky）询问了1000个孩子，了解他们最想改变父母日程的哪些方面：“很少有孩子提出想要增加面对面交流的时间，最大的心愿是爸爸妈妈别那么累，别那么紧张。”

可见，我们的压力也影响到了孩子。研究表明，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差，子女遭遇负面心理健康的危险也就越大。

养儿育女，被视为一项 “工程”

“孩子不是问题，” 作家珍妮弗·辛尼（Jennifer Senior）在2014年的TED演讲和《孩子的到来如何改变你的生活》（All Joy and No Fun ）一书中说，“当前的一些养育方法才是问题所在。如果我们不把什么都尝试一下，好像就无所作为一样。”

2011年，韦尔斯利学院社会学副教授毛尔凯洛·拉瑟福德（Markella B. Rutherford）出版了《需要成人监督》（Adult Supervision Required ）一书。她在书中考察了养育类杂志过去100年的咨询专栏，追溯过往的养育行为。她认为我们丢失了在过去十分平常的一种意识。

养育一个孩子需要整个社区的参与，由于现今无法依赖非正式的社区网络帮我们在公共区域养育“我们的孩子”，所以每个人就只好独自在私家范围内抚养“我的孩子”，因此焦虑不安，孤独求索如何最好地让孩子做好进入外部世界的准备。

2012年，《儿童与家庭研究杂志》刊载的一项研究调查了181个孩子不足5岁的妈妈，矛头对准导致儿童消极心理健康状况的养育行为和态度。研究人员发现，采取 “强化型养育态度” 的母亲更容易导致孩子产生消极的心理状态。

确切地说，“相信女人是主要家长” 的女性对生活的满意度较低, 与 “认为专业知识并非必需” 的那类母亲相比，认为养育富有挑战性，需要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妈妈们压力过大，忧虑程度更高。

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对日常养育进行了认真观察，她形容中产阶级的父母执着于 “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把养儿育女视为一项 “工程”。

在2005年出版的《完美的疯狂》（Perfect Madness ）一书中，朱迪思·沃纳（Judith Warner）模仿贝蒂·弗里丹（Betty Freidan）“女性的奥秘” 之说创造了 “妈咪的奥秘”（Mommy Mystique）一词，用于描述我们的这种驱动力。在它的驱使下，我们不断地培育和控制孩子，甚至到了失去自我的程度。

心理学家贝丝·加尼翁在波士顿郊外执业的过程中，观察到了这种 “协作培养” 和 “妈咪的奥秘” 现象：高学历妇女将她们的能力倾注到了子女的养育中，她们在思想上成为育儿专家

“我发现，有些女性一门心思扑在孩子身上，哪怕面对巨大的压力、焦虑与抑郁也在所不惜，哪怕我建议她们稍微退后一点，她们都会觉得受到了侮辱。我得把握好分寸，既能帮到她们，又不要冒犯她们。”

“回顾我自己的人生，我百分之百地相信，我教会自己实现自给自足的那些责任，以及有时你必须得做你不想做的事情，无论如何要坚持把它做了，这些可以教会你谦逊，培养你的职业道德、责任感及坚持到底的精神。”

“为了追求完美，我们太过自责，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这没用。我们追求的是无法实现的虚假外壳，而忽视了真正的果实和不易掌握的内涵。”不易掌握的内涵是爱、欢笑和简单事物带来的满足感，听起来似乎就应该这么简单。

我们不仅通过孩子的成就衡量自身的价值，还把成就的标准设定得如此之高，所以要不断地强烈参与。叫醒他们，接送他们往返学校，提醒他们最后期限，把他们忘在家里的作业、午餐送到学校，风雨无阻地站在赛场边，与教练和老师进行艰难的交谈，同他们一起做项目、写论文，或者干脆直接帮他们完成任务，这些事情都让有些人觉得自己对孩子有价值，这些责任需要时间、精力和努力，把我们搞得疲于奔命。

达拉斯企业家米娅的女儿已经成年。她说：“在我女儿长大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每一个决定都事关我是否表现得像个好妈妈。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好妈妈这个角色。”

那位有5个孩子的妈妈尼基以前是达拉斯一家公司的工程师，她说：“我把带孩子这件事推向了极端。对我来说，这件事事关我自己，如果孩子没有获得那种自信心和无限感，我会觉得身为家长，我辜负了他。母亲的身份让我迷失了自己，我觉得我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个人。我需要为自己做一些事情，但我没有。”

威廉明娜是达拉斯的一位企业律师，她有两个孩子。她说：“每个月我都有一两次彻夜不睡地安排孩子的活动，即便这样，也没有多少进展。我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床，连周末也不例外。不知道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

这些描述符合朱迪思·沃纳所形容的美国式母亲的整体性特征。为了成为典型的现代母亲，妈妈们丢掉了个人身份。

硅谷一位名叫奎因的妈妈告诉我，身为人母的这种整体性如何把她推到了悬崖边缘。她想成为“凡事都做”的妈妈，她有3个孩子，年龄相隔都是6岁，因此，“凡事都做”意味着要做很多事情。她试图做一个“超级妈妈”，这意味着担任当地公立学校的家长教师协会官员、主持学校的拍卖会和书展、参加学校的每一次旅行、拉着孩子们东奔西跑、随时了解他们的行踪。

“我所做的一切都与孩子有关。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我抱怨没有其他人那么有钱，我恨我丈夫，我觉得自己在和所有的妈妈竞争，极度缺乏安全感。我会出门给自己买套新衣服，摆出笑脸，然后去接孩子们。”买衣服是奎因可以为自己做的一件小事，对她有点儿意义，在她近乎失控的生活中，算是多少有点儿小小的选择。

对奎因来说，在某一点上，为了与学校里那些制定标准的人保持同步，她付出了代价。“在这个领域里，你身为妇女，又不是公司的CEO，你会觉得必须做所有的事情才能证明你有做事能力。家长教师协会的政治非常残酷。谁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谁没做什么、为什么没做；围绕这个人做计划，因为她有这个或那个癖好；一直微笑点头，一起去咖啡厅。

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简直要疯了。如果你发现自己在逛书店的心理自助区，那就是一个信号。”有一天，一位密友告诉奎因：“你很痛苦。你对每个人都怒气冲冲，对每件事都反应过度，跟你在一起很不愉快。”友人严厉的爱一语惊醒梦中人，奎因觉得：“她说得对。”

“希望孩子成功是很自然的，”精神病学家斯泰茜·布金说，“但不那么健康的地方在于，我们这儿的人有超强的动力，希望孩子在某个方面，或各个方面与众不同。孩子们实现这个目标的压力非常大，而确保那样的巨大成就能够实现，就成了妈妈们生活的焦点。有些妈妈的话题似乎只关乎孩子的SAT和成就。等到大学派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除了少数最有吹牛资本的人以外，各种竞争和比较让所有人都坐卧不安。这对孩子不好，对妈妈也不好。”

更有甚者是，这项成就大赛所遵循的大学录取制度本就千疮百孔。

（转载自：阅读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