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甲午海战，大清败北。李鸿章呕心沥血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他拖着老朽的身躯，奔赴马关乞和，谁料途中遇刺，被东瀛暴徒枪击面门，正中左眼窝边缘，血染襟袍，当场晕厥。
这颗带血的子弹，成了李鸿章的谈判筹码，七旬枭雄，肝肠寸断，竭力卖惨，让大清少赔了1亿两白银。
五年后，八国联军侵华，势如恶虎，慈禧跑路，逃亡中不忘命李鸿章前去议和，再次腆着老脸，去签那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辛丑条约》签毕，李鸿章大口吐血，一病不起，很快撒手人寰，死前留下一首绝命诗：
以一人敌一国的李鸿章去世，风雨飘摇的大清没了裱糊匠，慈禧失声痛哭，王公贵族，同僚下属，兔死狐悲，不胜哀愁，纷纷舞文弄墨，献上挽联。
当此之际，那个16岁中举、才华冠绝满朝文武的张之洞，却没啥表示，祭文没有，挽联没有，仅仅送了个祭账，当中孤零零一个“奠”字，说不出的浮皮潦草。
1885年，李鸿章上书朝廷，想修建一条从天津到北京通州的铁路，朝内议论不止，一直没有进展。四年后，张之洞针对此事，上了一道奏折，他认为当务之急，不是修天津到通州的铁路，而是修一条联通中国腹地的干线铁路，这条干线铁路应该从北京附近的卢沟桥开始，修到武汉的汉口。
那些吃干饭的朝廷命官一致认为，张之洞的主意甚好，于是叽里呱啦一顿夸，说动了慈禧，将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负责修路事宜。
继任张之洞两广总督职位的，是李鸿章的胞兄李瀚章，此人乃平庸之辈，对洋务并不热心，张之洞在两广留下的那些刚刚开工的工厂，让他头疼不已。这时候，李鸿章给他老哥出了个主意：让张之洞把这些设备细软统统打包，带到湖北去。
张之洞知悉后，喜出望外，想不到在广东置办的设备还能带走，却不知这是李鸿章要看他出丑。张之洞恃才傲物，曾是清流派的笔杆子，动辄上书论政，攻击洋务派，还骂李鸿章是秦桧。
在李鸿章看来，张之洞不过是个迂阔书生，不知天高地厚，世事艰难，光凭一张利嘴，到处乱咬。而今，他也要办洋务，那老夫就顺水推舟，等这小子办砸了，正好看他出洋相。
张之洞所谋者大，这个来自武术之乡（沧州南皮）的倔老头，虽有几分文绉绉，却也是个大开大合、风风火火、能办实事的汉子，他这次调任湖北，决定孤注一掷，豪赌余生，拼尽全身力气，为国家做点事，是死是活屌朝上。
张之洞在湖北主要干了这几件事：修筑京汉、粤汉铁路，创立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营建自强学堂，以及编练新军。
这些成就哪一个单拎出来，都能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还原到当时当地，却是一步一个坑，走得异常艰难。
建汉阳铁厂时，资金严重不足，张之洞为筹钱不择手段，湖北当地的经费中，凡是能挪用的，他一概挪用，甚至就连上缴国库的银子他也要“截胡”。最后实在没办法，他“赖”上广东。张之洞给朝廷上书，说铁厂原本建在广东，现在搬到了湖北，可是资金却没跟过来，为此，他要求广东借给他50万两银子。
办枪炮厂时，张之洞看中了德国最新生产的1888式“委员会步枪”，追着要买，德国人坐地起价，多要了45万马克。谁料，这款枪问题多多，装弹退弹困难，抽壳可靠性不佳，最严重的是容易炸膛。
为了解决炸膛问题，枪炮厂的技师没日没夜研究，在子弹和枪管上进行改进，他们采用了更为安全的圆头子弹，替代了容易炸膛的尖头子弹，同时还增加枪管的厚度，使它可以承受更大的冲击力。经过重新打磨，德国这款“问题枪支”，成为可靠耐用的“汉阳造”步枪。
自1895年起，这款步枪逐渐成为中国军队装备最多的步枪，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陆续生产了超过100万支“汉阳造”，甚至还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使用过。
张之洞在武汉大力鼓励民族企业，得益于利好的政策和武汉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一些有能力的商人在武汉创办了许多有影响力的近代企业。
1906年，汉口一地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到全国12%，在张之洞执政后期，湖北的进出口贸易额始终位居全国第二，紧跟上海。当时，有人称武汉为东方的芝加哥。
张之洞上书朝廷，提出在武汉设立新式学堂——自强学堂，这座学堂就是武汉大学的前身。
甲午战争之后，张之洞精挑细选了13名学生留学日本，这13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留日学生，他们大多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的火种。自强学堂的毕业生里，有30多人成为辛亥革命志士，6位师生后来被推举为“甲种”或“乙种”武昌起义有功人员。
张之洞在湖北编练的自强军，是中国最早成型的新式军队。自强军仿照德国军队建制，有35位德国军官作为自强军的教官。根据梁启超的记载，江南众多军队中，没有哪个能比得上自强军。这支军队仅仅训练了8个月，但士兵个个身强体健，纪律严明。
1907年，清政府确定新军编制，将全国陆军分为36镇，分配给湖北两镇指标，分别为第8镇和第11镇。其中第11镇尚未练成，只相当于一个混成协，湖北实际上只练成一镇和一混成协（相当于旅），即陆军第8镇和暂编第21混成协。据《清史稿》记载，湖北新军全军官合计16104人，成为仅次于袁世凯北洋军的军事力量。
同年，张之洞离开湖北，进京入职军机处，这时的湖北新军已成规模，直到辛亥革命前，基本上没有再做过调整。离开湖北后，张之洞依然牵挂湖北新军，特意给新军将领黎元洪发电报，催促他抓好新军建设。
裕仁天皇站在巨幅作战地图前，围坐在会议桌旁的文武大臣个个将脊背挺得笔直，地图上，一道血红的箭头直指中国武汉。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但其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则放在了武汉。武汉成为当时中国的实际首都，也自然成了日本攻击的中心目标。
裕仁天皇举起右手，朝着武汉狠狠往下一劈，一字一顿地下达了命令：举全国之力，速战汉口。
7月初，日本陆军部将华中派遣军改编为第2军、第11军、直辖兵团、航空兵团4个作战，拥兵40万，各类飞机300多架，舰艇20余艘，虎视眈眈，直指武汉。
台儿庄大捷传到后方时，国民党军政高层喜不自胜，认为集中兵力打几个类似的胜仗，就能把日本赶出中国。武汉的一些报纸，也纷纷发表社评，鼓吹“速胜论”。待到徐州会战失利，60万中国大军敌不过10万日本兵，恐日情绪又迅速弥漫，速战论销声匿迹，亡国论甚嚣尘上。
在一片迷雾中，能独具慧眼、不骄不怯，看到抗战前途的那个人，正在延安杨家村的一个窑洞里笔走龙蛇。
1938年初，正是春寒料峭时候，毛泽东的窑洞坐北朝南，采光良好，却如同冰窖，勤务员将一个个火盆端进窑洞里，一个房间一个。由于毛泽东长时间伏案写作，双脚容易受冻，勤务员又专门烧了一只烤炉，放在毛的两胯之间。
伏案5日，毛泽东的桌子上堆了半尺厚的稿纸，在这期间，勤务员按毛泽东的吩咐，白天在窑洞外站岗，将来客挡在门外。
就在第5日，大约十点来钟，勤务员听到窑洞里传来“哎呦”一声大叫，赶紧冲进窑洞。一股焦糊的味道弥漫开来，毛泽东正忙不迭地拍打裤管，他的棉裤烧着了，勤务员赶紧蹲下，三下五除二将毛泽东的棉裤褪了下来。一条好好的棉裤被烧去半截裤管，裤裆也开了天窗，好在毛泽东除了脚踝擦破了点皮外，并无大碍。
勤务员急着要去请医生，毛泽东摆摆手，孙悟空大闹火焰山时，烧了身上的汗毛也无大碍，我现在连汗毛也没烧着，请什么医生？现在药品稀贵得很呀！
勤务员要到后勤处为毛泽东再领一条棉裤，毛泽东阻止了他，边区政府规定，一人一条棉裤一件棉袄，我不能破了这个规矩，我在被子里捂几天，你帮我把棉裤补好，不就得了？
就这样，捂着被子，毛泽东又写了四天，终于在第九天完成了57000余字的《论持久战》。
5月26日，毛泽东给延安的各机关干部做了《论持久战》的演讲。毛泽东认为，中国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
此次演讲引起极大反响，很快传到武汉，却因王明等人以文章太长为由，未能刊发在《新华日报》上，只是分四次印制成单行本，随该报送阅。
周恩来深知毛泽东这篇著作的分量，他向国民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宣传毛泽东的战略理论，白崇禧深为折服，将《论持久战》印成小册子，发给广西部队排长以上军官，人手一册。还将这部著作的精髓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推荐给蒋介石，蒋介石十分赞同，下令军委会通告全国，作为指导全国抗战的战略思想。
1938年7月7日，由各党派及国民政府组成的抗战周年纪念会在武汉三镇设了六座献金台，献金的目的，旨在帮助抗日军属、伤残战士和救济难民。
武昌地区的献金台，就设在司门口由木板搭起的彩台上，一口大木箱放在正中，后面是两根竹竿支起的条幅，上书“爱国献金，无上光荣”。
上午九点，主持人宣布献金活动开始，一个中年人，拿着一张中央银行的一元钞票，上台投进了木箱，成为武昌献金的第一人。
一个卖蚕豆的黑瘦小女孩，匆匆上台，羞涩地把攥在手心的一枚铜币放入箱中，很快消失在万人攒动的人海。
一位长髯老人上台，他一袭长袍，居士打扮，将手中抱着的一尊金鼎和4枚金戒指轻轻放进去，台下有人大叫，这不是国府主席林森先生吗？林森听到下面的叫声，微笑对台下示意，人群爆发出海啸般的掌声。
一个大汉背着38把大刀，来到献金台边，一个旱地拔葱，跳上台来，身上的刀片相互磕碰，砰砰作响。大汉转过身，对人群说道，父老乡亲们，我黄泽盛没有钱，也没有别的财物，今儿送上几把大刀，给兄弟们杀鬼子去吧！
影星黎莉莉走上献金台，她将手上戴的戒指撸了下来，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又捧在脸庞摩挲了一下，然后才恋恋不舍地将其放进木箱之中。她把结婚戒指捐了出来。
陆续走上献金台的还有北平流亡而来的难民、手捧储蓄罐的儿童、卖苦力的车夫、化缘的和尚、做皮肉生意的妓女。
蒋介石、陈诚及国民政府各部门也参加了献金运动。蒋介石派人送来1.8万元，陈诚代表湖北省政府献了1万元，国民党中央党部捐了2.3万元。
下午两点半，一溜大卡车缓缓开到江汉关献金台前，车上载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全体成员，车厢横板上贴着“中共献金团”几个大字。
周恩来走上去，他将其在军委会政治部所得的一个月薪资共计240元投入柜里。接着，秦邦宪代表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等7人，将他们7月份参政员的全部工资，献了出来。李克农最后上台，代表八路军司令员朱德捐出了全体将士节约下来的伙食费1000元。
几天下来，参加献金的各界民众达百万人次，捐献金额超过百万元。按照当时的统计，法币40余万元，金银器1156件，物品774件，各类外币、外钞、铜元、铜钱及支票共计50余万元。
1938年6月，100万中国军队摆开同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的阵势，掀开了中国抗战史上最为惨烈的一页。
武汉大会战是近代以来中国同外敌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一场战役。在这次会战中，日本动用了12个师团，近40万兵力，中国投入的部队有120个师，110万人，战争在广袤的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展开，时间长达5个月之久。
在武汉大会战中，日本伤亡12万人，伤沉军舰650余艘，损失飞机100余架，中国的英勇将士则付出了25万人的伤亡代价。武汉大会战扭转了战争格局，会战一结束，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为中国最后的胜利打下了根基。1977年8月4日，复出后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查全性作为武汉大学代表参会，当谈到招生话题时，查全性讲了句掏心窝子的真话：必须废除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那一套，恢复高考招生，凭真才实学上大学。
邓小平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当机立断地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
于是，时任教育部长刘西尧（武汉大学1934级校友）、高教司司长刘道玉（1981年至1988年任武汉大学校长）等人，开始积极推进恢复高考事宜。
10月11日，国务院批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犹如平地一声雷。被苦难年代积压的570万考生开始骚动起来，他们飞奔到书店，购买最新的课本和资料，结束了白天的工作后，再点起一盏夜灯埋首苦读。在思想禁锢尚未完全解除的年代，恢复高考，无疑吹响了改革的号角。
以张之洞的自强学堂为前身的武汉大学，走在了时代的前沿。1978年，武汉大学在全国高校率先实施学分制等教育改革系列措施。
恢复高考时，易中天已经是新疆一所中学毕业班的老师，他担心和自己教的学生一起下考场，如果自己的学生考上了，自己却没考上，那就没脸教书了。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易中天经过三个月备考，考入武汉大学。
1981年，按照当时“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毕业分配政策，易中天必须回到新疆。但是，易中天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胡国瑞爱才，执意要求学校将易中天留校任教。以开明办学著称的武大校长刘道玉全力支持，用学校的名义与新疆联系，希望能允许易中天留在武汉，但对方的答复是，新疆地广人稀，人才奇缺，易中天是定向培养的研究生，他所在学校给他发了三年工资，不同意易中天留武汉。
刘道玉并未放弃，他找到当时的教育部长，做出了“在今后的武大毕业分配时优先考虑新疆所需人才”的承诺，才换得新疆方面对易中天留校的同意。为此，教育部为易中天留校的事，还单独发了文件。
易中天回忆青春的日子，学术自由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尤其是刘道玉校长主政的武汉大学，那时真是自由到了几乎随意。校长书记的家，学生敲敲门就进去了，刘校长的家简朴窄小，令人难以想象。因为他有一句话，在教职员工的住房条件改善之前，我刘道玉绝不搬家。
主管教学的副校长童懋林，听说哪个老师讲得好，就会悄悄走进教室，坐在最后一排旁听，听完就走，老师讲什么，怎么讲，绝不干涉。刘道玉校长有空就去参加学术研讨会，同样，大家随便讲，哪怕争得面红耳赤，作为校长，他也绝不会做裁判官。
在当时，刘道玉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因他的锐意改革，1980年代的武汉大学，被公认为改革开放的象征之一。
刘道玉还独创了插班生制，社会青年通过考试，可以直接到武大念大三，毕业后享受同等待遇。当时的武大确实自由，学生可以不上课，可以提前毕业，可以转系甚至转校，经济困难的可以贷款，毕业后5年内若有大的成就，可由学校还贷。
在武汉大学，刘道玉聚集起邓晓芒、易中天、赵林、张尧庭、叶汝琏等一众大才，并为他们创造出自由的学术氛围，师生拼命钻研，连走路都是跑步前进，图书馆、实验室灯火通明。很快，武大声名远播，全球各大名校纷纷前来联合办学，留学生往来频繁。
在珞珈山下，东湖水畔，刘道玉送走了8届近2万名武大毕业生。
1988年，刘道玉突遭罢免，离开武大，此中的内情，在刘道玉的著作《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透露出一些线索。
简单来说，刘道玉改革步子迈得比较大，创建了6种新的教学管理制度，使学生素质全面提高，武汉大学的毕业生深受社会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的欢迎。此外，刘道玉还进行了科学研究体制、人事制度、后勤工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使学校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因此，武汉大学被誉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
而刘道玉对全国教育改革的批评也非常深刻和尖锐，他说，全国教育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不放权、不改革、不深入基层。
刘道玉被免职后，多次受邀出任厦大、暨南、华侨等大学的校长，还有机会去国外大使馆当参赞，甚至包括某市市长，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他心灰意冷地说，我不是做官的料，只会办教育，但是，既然换来换去都是那个婆婆，我又能做成什么呢？
刘道玉从武大被免职，易中天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据说，有一批正人君子老学究什么的，甚至合谋取消了他的授课权，原因是他开的几门课太受欢迎，场面过于火爆。谈起易中天当年离开武大向自己辞行，刘道玉向记者坦言，中天虽然没有向我说明他为何要离开他的母校，但个中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觉得，他肯定是在心情不愉快下作出这样的决定。
多年后，易中天名扬四海，被问起离开武汉大学的原因，易中天举重若轻地回答，武汉太热。
有一次，易中天回母校演讲，当讲到“刘道玉”三个字时，他本想做个说明，没想到话音刚落，台下掌声雷动。易中天感慨，没想到这个名字过了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人记得。
是的，春风化雨，能者为师，历史永远不会忘记。就像一个平平无奇的武汉大学校友窦文涛所说，武汉大学教给了我自由和审美。 
第一次哭泣，是接受新华社采访，谈完疫情，他突然眼含热泪，哽咽道：大家全国帮忙，武汉是能过关的。武汉本就是一座很英雄的城市。
第二次哭泣，是接受英国路透社采访，谈到李文亮，钟南山哭着说李文亮是个英雄，“我为他骄傲”。
从吹哨人李文亮生前分享的微博可看出，这个小伙儿就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吃货”，与无数普普通通的80后并无二致。但也正是这个平凡人，在疫情之始，扮演了吹哨人的角色，在受到训诫后，他说了一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非典的时候，一直到2003年4月14日，北京被确认的非典患者人数还被描述为只有37例。在中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疾病信息需要自下往上汇报，一些地方官员担心这些数字会影响自己的政绩，于是对病例数量进行瞒报。
2003年4月13日，北京召开了关于SARS的新闻发布会，钟南山被要求参加。当记者问到“是不是疫情已经得到控制”时，钟南山忍不住了，他对媒体说，现在病原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得到控制？
斗转星移，十七载过去，新冠肺炎肆虐中华，瞒报漏报现象依然存在。但勇敢揭穿谎言的人，也散布在五湖四海。病毒会传染，勇敢也会传染。2月12日消息，湖北新增病例将近1万5，其中光武汉就13436例。这个数据看似恐怖，但其实是将过去漏掉的“临床诊断病例”统计了进去。
钟南山说，人最可贵的是讲心里话，心里话不一定都是对的，你拿出来批判也没关系，只要能够启发大家思考就达到目的了。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决战的日子即将到来。火神山医院拔地而起，齐鲁、协和、华西、湘雅四家中国最顶尖的医院齐聚武汉，实现了百年来的首次会师。
近代以来，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多次站在风口浪尖，推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武汉大会战是中国军队歼灭日军最多的一次战役，更是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基础；刘道玉领导下的武汉大学，成为1980年代学术自由和思想碰撞的最强音，让那个短暂而激越的年代永留史册……
战斗的号角，已经吹起，历史的回声，还依稀在耳畔，那是革命志士打响的辛亥第一枪，武汉大会战中舍生忘死的轰隆隆的炮火，珞珈山下莘莘学子自由而执着的探索……
（来源：公众号“血钻故事”（ID：xuezuangushi））
作者：浩南哥，血钻故事研究员，重点研究方向：大中华地区。1.李玉 著，《张之洞：中国现代工业践行者》，中国时政经济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