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爱情最好的模样

“他长得真漂亮。”这是邓颖超初见周恩来时，心底的话。

彼时正值“五四”运动浪潮，周恩来留日归来，在天津学生界颇有名气。

鸭舌帽、西服、白皮鞋，器宇轩昂，是“民国四美男”之一。

邓颖超那时，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

第一次见面，正是在师范学校的礼堂，邓颖超站在台上，谈青年的命运，谈家国，谈理想，经天纬地，慷慨激昂。

多年后，邓颖超回忆初次见面：“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他生得那样漂亮，我又不大好看，没往那方面想。”

她不知道，她的才华、英姿飒爽，和满腔热情，也已在台下的周恩来心里，投下一圈涟漪。

后来，因为话剧，他们又见过几次。

因为邓颖超在女子学校，没有男生，她就穿长袍马褂，戴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自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度。

周恩来指导她们演话剧，面对年长6岁有余的他，邓颖超一直相信，他只将自己视作小妹。

那年，她15岁。

一年后，周恩来前往巴黎，赴法勤工俭学，邓颖超则去师大附小做了教员。

两人鸿雁往来，聊革命，聊战争，聊自由，通过250多封信。每一封信，都是一场思想的碰撞，灵魂的共鸣。

邓颖超说：“我知他那时有一个女朋友，长得比我漂亮。所以我根本没往那方面想。”

直到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印有革命家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画像。

背面，是周恩来刚俊挺健的笔迹：“希望我们将来，也像他们两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直到那刻，邓颖超才读懂周恩来的深情。

女子从容淡然，不自作多情，被人爱慕而不自知，想来必是一种入骨的优雅。

后来，侄女问及这段往事，周恩来坦言：“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

邓颖超喜欢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的罗莎，喜欢她的名言：“要有耐心和勇气，要活下去，我们还要经历惊天动地的事呢……”

在周恩来眼里，和他一起坚持革命的“小超”，拥有更加广阔的精神世界，心系家国，天下己任，像男性般英勇，是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

容颜会凋零，财富会消散，而内在的精神家园却是无限的，抵得过山河变迁，沧海桑田。

最好的爱情，就是找一个与自己灵魂相惜的人，一个望得穿自己内心世界的人，便不会担心，在汹涌人潮中，彼此走散。

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结婚时，周恩来正好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得知此事后，大家纷纷嚷着要他们请客，她和周恩来就请了两桌，张治中、何应钦、邓演达、陈赓、李富春与蔡畅等都来贺喜。张治中要邓颖超介绍恋爱经过，“因为我个子矮，他们还让我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特别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站在板凳上把我和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

在世俗的眼光里，邓颖超的外貌似乎与有四大美男子之一的周恩来有些差距，“邓大姐经常说，‘我们也没有计较谁的长相，恩来长得比我漂亮，我长得并不漂亮。’”据曾经为总理工作服务了21年的赵炜的回忆，邓颖超后来也告诉她，周恩来追求她的举动“连我自己都有些纳闷”，他们结婚后一直没时间谈到过当年相识的事情，直到解放后十几年了，有一次闲聊，周恩来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邓颖超后来说，她“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从这一点上讲，为革命而挑选伴侣的周恩来被证明是有眼光的。

1950年8月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25周年纪念照

如果说，周恩来和邓颖超这对深情伉俪的婚姻中，存有任何缺憾和曲折，大约便是孩子。

某次闲聊时，邓颖超曾向生活秘书赵炜，谈及这个话题。

一生没有子嗣，是周邓夫妇一生的遗憾与沉重。

婚后，邓颖超第一次怀孕时，一心扑在事业上，只想为革命贡献青春。

那一代人，都怀着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的情怀，可以为理想放弃一切，更不必说是邓颖超这样的革命女性。

于是，她买了些中药，喝下去，想把孩子偷偷打掉。

结果一个人痛得在床上打滚。

周恩来得知后，因妻子不爱惜身体，发了很大的火。

“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的大事，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邓颖超告诉赵炜：“我第一次看到恩来发那么大的火。现在想来，我那时的确太轻率、太幼稚了。”

1951年5月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大连海滨

没多久，邓颖超再次怀孕。

周恩来在上海工作，不能陪产，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

然而，胎儿过大，邓颖超难产，坚持了三天三夜，仍生不下来。

三天是女性生产的忍耐极限，超过三天还生不下来，对人的体力和意志都是极大的折磨。

在她濒临崩溃的边缘，医生动用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

可是，因为医疗技术尚不发达，婴儿头颅受了伤，出生便夭折。

恰逢当时的政治环境突然发生逆转，国民党开始对共产党进行搜捕。

邓颖超在母亲的陪同下，被迫离开广州。

由于难产后，得不到休息，身体损伤很大。

此后，她再也没有怀上过孩子。

但他们收养、照顾了很多中共革命烈士的子女。

有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更何况，对中国人而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见过太多因为无子而破裂的婚姻，可周恩来却从未因妻子没能为自己生一个孩子，而嫌恶她、离开她，反而经常劝慰求子心切的邓颖超：“我们两个已经足够幸福。”

他深知妻子因不能生育，而承受的心理压力和痛苦。

他懂她的好，也懂她的难，却只想用爱与温柔，融化她心里过不去的坚冰。

最好的爱情，不只是万事遂意时的有福同享，更是在艰难时辰里的有难同当。

有人信，有人陪，有人懂，有人等。

正因两人相互扶持，走过最艰难的日月，感情才得以沉淀升华，像陈酿，愈久愈香。

共历患难，坐拥黄昏。

邓颖超与周恩来总理的遗体作最后的诀别

1975年11月，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手术的周恩来点名让赵炜陪邓颖超到医院。跟邓颖超进了病房，周恩来从被子里伸出手，“赵炜，咱俩握握手吧！”赵炜赶紧说自己手凉，不用握了，但周恩来却很坚持地说，“要握”。赵炜伸过手去，周恩来轻轻地说了一句，“你要照顾好大姐。”

“(1976年)1月8日早上一上班，我打电话告诉医院值班人员，说8点半邓大姐吃早饭，上午先不去了，下午再去，然后问情况如何，对方告之还可以。但半个小时后，值班打电话来，语气一连串的急促，‘赵炜，快来快来！不好了，不好了！’”

赵炜一下子明白，最后的时刻已经到了。这时邓颖超正在刷牙，问赵炜怎么了。赵炜努力平静地说打电话，要马上到医院去。邓颖超匆匆前往，下汽车快步向病房走去。赵炜紧紧扶着她，怕她摔倒。两人一推开病房的门，登时傻了眼，医护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旁边哭。来迟了！没来得及跟丈夫作最后告别的邓颖超一下子倒在周恩来身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

医生仍在抢救。9点57分，监视器上画出一条直线，总理走了。病房里原本隐忍的哭声顿时成了一片号啕，邓颖超哆嗦着双手摸着周恩来的面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无限哀伤地哭着：“恩来，你走了……”

周恩来曾留下遗愿，希望死后将自己火化，然后将骨灰撒向蓝天，撒向他热爱并为之操劳一生的祖国大地，很多人无法接受。

邓颖超站了出来，坚持完成他的遗愿，亲手奉上周恩来的骨灰盒，拜托飞行员将骨灰撒出去，而自己只留个空骨灰盒做念想。

之后，邓颖超便再也没有变动过住所，一直留在之前他两居住的寓所里，守着周恩来最爱的海棠花，守着他两的家，守着他们的爱情。

这一生牵了你的手，没有丝毫的后悔，既然生前相伴，死后也要相互依偎。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

根据她生前的嘱托，用1976年装盛周恩来骨灰的那个骨灰盒，盛装着她的骨灰，运到海河，将其撒在16年前抛撒周恩来骨灰的同一个地方，她用自己的一生，与周恩来演绎了什么是矢志不渝，生死相随。

(来源：华人卫视）